什么是科技投行？科技投行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价值作用？以“投行思维”推动区域创新引领，陕西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……带着这些问题，白鹿科技采访了延长石油集团首席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、陕西省政协委员蒲小川。
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，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快速向新质生产力转化，一直是困扰着科技界和产业界的关键问题。
蒲小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新质生产力是基于“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”三个因素，由“以突破性颠覆性技术为支撑的新制造、以高收益生产性服务业为特征的新服务、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的新模式新业态”三个载体落地实现的，具备“高科技、高效能和高质量”三个特征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。其中，三个载体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。
“在我国的科创体系中，缺少真正意义上的‘转化人’。也就是说，在科技成果转化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进程中，缺乏完成‘价值发现、价值评估、价值培育及价值实现’的专业平台。”蒲小川介绍，科创体系由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培育三个部分构成。这其中，聚焦科创体系建设，必须要解决发明人、转化人和投资人定位和协同问题。但在我国科创体系中，常用技术经理人承担转化人的角色，其并不具备价值发现、价值评估、价值培育及价值实现的能力。
由此，科技投行应运而生。
作为科技投行概念的主要发起人及倡导者，蒲小川表示，“科技投行”统领各类创新驱动要素，对科技成果产业化进行的全新探索和实践，弥补了科创体系中转化人角色缺失的问题，真正承担起科创体系中“价值发现、价值评估、价值培育及价值实现”的核心职能，进而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短板问题以及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需求问题。
显然，在陕西聚力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的大背景下，运用科技投行，也是在探索科创体系的陕西解决方案。
“资本投行的本质是‘给有钱的人找事，给想做事的人找钱’，科技投行则是为了‘给有成果的人找产业，给产业去找成果。’”蒲小川表示，单一技术不能形成产品，单一产品也不能形成产业。科技投行需要去发现科研成果的价值，同时还要帮助解决产业链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等问题。
此外，在蒲小川看来，科技投行也需借鉴资本投行的模式，打造一个囊括科技、金融、会计师、律师等各行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团队，以此来发现价值培育价值，再不断赋能，驱使产业链不断延伸。
作为陕西聚力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，秦创原自启动建设以来，围绕其打造的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广渠道的金融服务体系逐层加码，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。
“科技投行”作为聚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而孕育出的一种新模式，正是从资金链的角度，通过资源链接，解决社会资本到科技项目的有效流动，破解了新质生产力培育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
这一点，双方不期而遇。
今年是秦创原新一轮三年行动的起点，在蒲小川看来，以科技投行的视角来聚力秦创原金融服务体系建设，可从“三个体系+一个市场”着手发力。
“‘三个体系’指的是财政体系+银行体系+非银行体系，其中，财政体系发挥着国家战略导向作用，银行体系通过信贷工具对产业提供资金支持，非银行体系通过证券、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产业发展提供增值服务；‘一个市场’则指多层次资本市场，它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市场。”蒲小川表示，要以链式思维和闭环思维，将“三个体系+一个市场”的组合模式链接到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培育过程中，精准灌溉科技创新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，以此来形成更高效、更优质、更专业的科创服务体系，赋能秦创原建设，将其打造成陕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阵地、总引擎。
近年来，以“投行思维”促进地方经济产融互动，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，竞逐未来赛道的新模式。在蒲小川看来，结合陕西发展实际，以“投行思维”推动区域发展，需结合陕西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和结构性特征来看。
“陕西是能源资源禀赋为主的经济结构，这种结构就一定是要实施十字星策略。在能源资源的垂直方向，由低端往高端，由传统往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提升；水平方向则是要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这期间需要来自资本市场的助力，也必将产生新的互动合作。譬如，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所积累的战略资本、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去解决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培育问题。”蒲小川表示。
此外，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，蒲小川认为，陕西应以数字化智能化为重要支撑，通过构建以新型基础设施为底座，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，以数字化治理为保障，以数据价值化为引领的‘一基四化’系统解决方案；组建“数字经济共性及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”等路径，培育和打造新质生产力。
落地到产业角度来看，蒲小川认为，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，具有引领产业升级、构筑新竞争优势的潜力。陕西应立足自身在低空产业方面的资源禀赋以及产学研方面的优势，全力发展低空经济，通过“低空制造、低空飞行、低空保障及低空综合服务”等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形态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。
